媒体竞争实质是人才竞争 知识经济是“观念”的经济。由于人是观念的制造者、改变者和承载主体，归根结底，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它是通过知识精英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来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而将知识、人才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近两年来，新经济的概念和理论不绝于耳并深入人心，说到底，新经济的“新”就是“新锐”——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新模式、新机制、新理论。它是由具备全新理念和前瞻思维的知识新锐人士创造和运作的。
处于知识经济前沿地位的文化传媒，它成功的前提和重要特征就是密集性——知识密集性、管理密集性、资金密集性、人才密集性、技术密集性。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才高度密集这一前提和基础之上。依赖一个优秀、高效、新锐的智力密集性团队去运作和实施，才能提供密集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才能保证媒体的正常运转和竞争优势。
对纸质媒体而言，不仅要有一流的策划、采编人才，还要有出色的广告、发行、排版、设计、管理人才及独具慧眼的投资商，才能直面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竞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当前媒体发展，已进入产业化、资本化运作的品牌竞争时代，人才更是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制胜法宝。
举个例子，1998年底《商务早报》创刊时吸纳了成都许多媒体，尤其是《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的一些骨干，他们年轻、有活力、锐意创新、禁忌少，该报又为记者们特别是新手提供了尽情发挥、挖掘潜力的自由空间，一大批新锐、有自己风格的记者快速成长并脱颖而出，《商务早报》的锋头一度盖过了《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被同行评价为“成都最好看的市民报”。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该报机制混乱、管理跟不上、资金也出现缺口（当初许诺的薪金兑现不了，创业时有些记者都没有办公桌），导致许多优秀人才跳槽或是被对手挖走。人才流失使锋头正健的新报纸的采编质量立即受到了影响，并使对手有了喘息之机和还手之力，《商务早报》最终没能在报业大战中胜出，于2001年5月停刊。
对传媒而言，资金是前提，人才是关键。有了强大的资本，才能招到最优秀的人才和团队；有了最优秀、最密集的人才，才能出奇制胜，在市场竞争中所向披靡。《四川青年报》创业之初，也是挖走了《商务早报》等一大帮骨干，很快异军突起，但不久创业团队相继跳槽，《四川青年报》马上显露败相。正所谓成也人才，败也人才。
可见，媒体竞争的关键和核心是人才，媒体竞争就是人才竞争。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2001年被称为“媒体年”，原因有三：一是一批市场化运作的媒体不断涌现，继而成为市场主流（主要是财经媒体），如《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京华时报》等；二是激烈的竞争和体制冲突使一大批媒体“死亡”或“休克”，仅四川就有《四川经济日报》、《商务早报》、《蜀报》、《四川青年报》、《四川文化报》等5家；三是一批有影响、有实力的传媒人才通过“跳槽”脱颖而出。如从《南方周末》出来的刘洲伟和迟宇宙分别在《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执掌帅印，并很快使两报成为中国财经媒体中的佼佼者。
遍及全国的传媒人才跳槽热中，报业竞争最激烈的成都，人才流失程度尤为严重。例如体育记者李承鹏从《成都商报》“跳”到广州《足球报》。有“龚大炮”之称的原《华西都市报》副总编龚建平，使濒临绝境的《蜀报》起死回生、重新成为成都报业四强后，因审稿失误下课走人，带领几位《蜀报》骨干去了《重庆青年报》。2001年仲夏，《商务早报》、《蜀报》停刊后，“川军”外流再一次形成热潮，有些跳槽到《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都市报》、《证券时报》，还有些去了重庆、云南、贵州、内蒙古、新疆……
据不完全统计，持续到2001年底的四川传媒人才外流，有五十余人去了昆明，南宁、广州、深圳、内蒙古、北京各十余人，重庆、福建、厦门各二十余人。其中，担任过副总编、编委、采编总监的有十余人。
人才外流的同时，频繁跳槽也成为“新闻川军”的特色。在成都报界，同行见面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最近在哪？”、“还在那儿吗？”，言外之意就是，你又“跳”到哪家媒体了？
造成四川新闻人才流动性加大的原因主要是：一、由于体制和市场环境的制约，市场化媒体存在过度竞争、经营状况不稳定等问题，直接影响记者、编辑的经济收入，“军心”容易动摇；二、新兴媒体不断涌现，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发展空间；三、“无冕之王”的行业优势和高度同质化的缺陷，使许多媒体从业人员急功近利，乐于在不同媒体中穿梭、投机。
蜀中无大将 持续两年多的川军外流，发展到去年底今年初，便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原《蜀报》、《商务早报》部分记者投奔《21世纪经济报道》后，呆了不到两月，就被悉数淘汰出局。一些曾在昆明、福建、广州等地媒体担任领导职务的四川记者，也纷纷铩羽而归，回到成都老老实实地做起了普通记者和编辑。
《华西都市报》总编辑席文举在分析川军出师不利、成大器者不多的原因时感慨颇多：“我认为，他们至少有这么几个不够。第一，新闻业务的基本功不够，很多人并没有摆得上桌面的大手笔；第二，新闻理论的基本功不够。华西的成功是新闻理论的成功……他们只是学习点皮毛就去另起炉灶；第三，创新不够，往往就在华西的模式上依样画葫芦；第四是策划能力不够。”
先后执掌过《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帅印”的肖培，分析更切中要害：“新闻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是一项通才的事业，要有广博的知识”。
职业化还有多远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起步晚，市场发育程度低。尤其是传媒业的市场开放程度极低，而市场化进程也只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加之体制障碍、政策壁垒及文化屏障，传媒的商业运作和市场化发展，一直处在政策的边缘摸索，带有一定的投机色彩。许多在传媒商业运作的“成功人士”也有“文化暴发户”味道，缺乏文化理念和人文底蕴，只是凭借先发优势、借助于挂靠单位的行业背景、政策优势和舆论特权快速致富、名利双收。
另外，由于体制的限制，媒体人才资源主要采取非市场化配置的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偶然性，特别是许多市场化媒体的掌门人，往往是从机关报调过去的，在价值观念和运作手段上比较保守，职业化水平不高。这既阻碍了传媒良性、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又不利于传媒产业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净化。
目前在媒体从业人员职业化的进程中，面临着三大难题。
1．学院培养与实践培养 媒体人才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由媒体自己培养和训练，二是依靠新闻院校培养和输送。由于中国的新闻教育滞后于实践发展，教学内容陈旧，学院培养的人才往往动手能力较差、上手较慢。因此，媒体更多地是依靠自身“造血”和人才“跳槽”。传媒是实践性很强的行业，人才培养主要是在采编流程中快速进行。而在当前残酷竞争的条件下，媒体无力也不可能对新闻人才进行专业培训，只能靠从业人员自己的悟性与自学。这也使得很多记者心态浮躁、沉不下去，在新闻知识和理论基础的掌握上相对欠缺。
2．“鸡头情结”与职业精神 从1999年开始的外流“川军”，曾在外地媒体做过总编的不下10人，而能坐稳“总编”这把交椅的却不多。分析其原因，恐怕有很多媒体从业人员自我定位有问题，他们从业的目的，就是想先当记者，后当编辑、主任，最后也过把“总编”的瘾。他们的理想是当官而不是做一个优秀的职业新闻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宁为鸡头，不为牛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很多人追逐名利、“官本位”的思想很重；再有就是优秀记者借助一定的权力和地位以保证自己的才华和风格的发挥，从而实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这种“鸡头情结”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有时更是“得之东篱，失之桑榆”，很多优秀的新闻人迷失和错位，破坏了媒体人才职业化的发展。
从国际惯例和新闻业发展规律来看，被称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有着独特的行业优势和令人敬重的社会地位。应该说，一个合格、称职的记者，如果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职业精神，个人发展空间是不可限量的。在国外，许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甚至一些文学大师都是记者出身。
好在近两年一些媒体中，“首席记者”的职务开始出现并风行一时，这无非是提高记者的地位并使之职业化、专业化和制度化。这是一种可喜的开端和尝试。
3．稀缺与稀释 高水平的新闻人才稀缺已经成为令许多媒体头疼的难题，与此同时，新兴媒体不断涌现，人才流失又不断加剧。本来就稀缺的人才被市场不断稀释，根本达不到密集，因此，许多媒体始终无法做大，水平始终无法提高、无法突破，同质化和恶性竞争也就在所难免。
另外，由于现有传媒体制中普遍缺乏退出机制，一些水平不高、观念老化的媒体领导者，或“江郎才尽”的媒介经营者，享有既得利益，无法合理退出，也阻碍了传媒人才的成长与进入。 (The end)
(2002/7/5）
标题为newsman所加
发表评论